人老了喜欢怀旧，眼跟前的事往往易忘，而过往的经历常常在脑海中萦绕。44年前，陈直先生虚岁八十，却猝然离世。时光荏苒，我也步入八十，但陈先生清癯而慈祥的面容，时时浮现眼前，思念之情久久难以平息。这些年我一直在整理他的遗著，新“摹庐丛著”除《摹庐诗稿》一部外，已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其间我写了不少回忆文章，总觉得意犹未尽。现再讲二三事，与书友分享。

一

在《摹庐友朋书问》中，陈先生曾收录三封王献唐先生的来函。王先生是中国钱币史的研究大家，所以信中重点是希望陈先生能回答汉代钱范铭文中有涉及汉宣帝之前的年号否。当时陈先生初到西安，搜集到的钱范资料相当有限，所以无法立即作出确切的答复，于是从1943年12月起，他一直默记于心，随手签记相关考古资料。在相隔近14年后，陈先生在1957年《西北大学学报》创刊号上发表了《西安陶钱范纪年著述表》一文，明确作出了回答，即未曾发现陶钱范上有汉武帝的年号，汉宣帝之前钱范上最早有汉昭帝元凤四年年号。事情终于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这件事似乎在同行中未引起多少关注，更不会刻意去检索。可是从这一件事上我们可以了解陈先生的三点品格：一是陈先生对于友朋的真心咨询，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地认真对待。不管问题多偏多难，都会勉力去寻找答案，言而有信，即使无法作答，也会有个交代。二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治学严谨，从不强不知以为知，话出必有依据。三是《论语·雍也篇》曾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陈先生之所以受人尊敬，并能取得他人难以企及的成就，是因为他对学问，不仅“知之”，而且“好之”，更是“乐之”，并乐此不疲。

二

陈先生抄书是十分有名的，仅“摹庐丛著”手稿就有甲乙丙丁四种，达几百万字之巨。抄书就是一门学问，抄什么，如何抄，抄是为何，都有讲究。常言道：“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重在“温故而知新”。陈先生在反复抄写中，重新思考，不断升华，完善研究，推陈出新。比如《汉书新证》一书，陈先生就有一个漫长的反复抄录、逐渐提升的过程。他从20岁起改变家学注重古文字学的传统，转而专攻秦汉史。先点读《史记》，继而专攻《汉书》，此后更是每两年必通读《汉书》一遍。24岁时他发表了《史汉问答》二卷，取得了初步研究成果。但他并未止步，一到西安，便被繁多的文物资料所吸引，瓦当陶文、货币钱范、封泥玺印、竹木简牍都成了他的挚爱，于是“以（《汉书》）本文为经，以出土古物材料证明为纬，使考古为历史服务，既非为考古而考古，亦非单独停滞于文献方面”，创造性地把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引入秦汉史领域，引领了秦汉史研究的新方向。

《汉书新证》最早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59年出版，仅有10余万字，虽是薄薄一本，却轰动中外学界。然而，陈先生并不满足，继续在抄书中不断加以订正与补充。时隔20年，再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增订本时，总字数竟多达35万余字，几乎翻了两番。

■与陈直先生有关的学术信函 作者/供图

许多年轻学子对抄书多不屑一顾，认为浪费光阴。我开始也有相似看法，不过当陈先生指定我点读袁宏《后汉纪》时，特意要求我以抄录方式对《后汉纪》以及相关资料进行“清仓”工作，从此我渐渐体会出“慢工出细活”的好处。在几百近千万字过手的过程中，我不仅完成了《后汉纪校注》的整理研究工作，还相继出版了《八家后汉书辑注》《汉官六种》《史略校笺》和《西京杂记校注》等书。我不仅对东汉史料大多烂熟于心，而且对秦汉历史有了许多崭新的理解与认识。陈先生言传身教的“温故而知新”的学术方式和方法，颇为有效，非常实用，富有后劲。

目前学界借助最新科技成果，利用网络收集资料，整理成文，已成风气。但是毋庸讳言，许多学人对文献的认知水平却在逐渐下降，硬伤屡见不鲜。这种把手段或工具当作基本功或捷径的做法，其副作用日渐显现，值得警惕。

三

陈先生一生没有正式拜过老师，也未进过“洋学堂”学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虽然陈先生声望日隆，却难以拥有高级职称。直至翦伯赞先生打破常规，亲自邀请只是讲师职称的陈先生赴北京大学讲学，才稍稍改变人们的陋见。

陈先生治学启蒙于其家塾，择业后又辗转求职，但均与所学无关，不得不千方百计结识时贤，聆听教诲，交流心得，增广见闻。他的勤奋与睿智博得众多前辈的赏识，所以与黄宾虹、邹适庐、丁福保、马叙伦等结为忘年交。陈先生心目中只把一人认为导师，就是王国维。他曾一度考上清华研究院，却因为经费无着而被迫放弃，只能心中以王国维私淑弟子自居。即使如此，他仍把王国维的治学真谛发扬光大，结出硕果，引领后人。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陈先生对于“师”的理解与行为，恰恰印证了这一道理。正所谓无师若有师，所在皆可有师，师之至也。

是为文，以纪念先师。

（作者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原会长）